好人好报是伪命题？司马迁以《史记》驳老子《道德经》

毫无疑问"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"的司马迁先生博古通今，是真大儒。而在“善有善报”是否存在的问题上，他却同老子杠上了。

《伯夷列传》冠《史记》列传之首，阐述的是伯夷和叔齐的故事。他们谦逊拒受王位，选择让国出逃；在武王伐纣路上，凭“不孝不仁”之名叩马而谏，试图阻止商周战争；待天下宗周，又耻食周粟而采薇而食，最终饿死于首阳山。太史公以二人际遇，对比了盗跖虽暴戾恣睢，然横行天下的案例。从而得出了老子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是大谎话的结论，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天道对善良人格外开恩的特例，坚信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是伪命题。但老子还说过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的话术，这看起来和“常与善人”是背道而驰的，那么是老子出尔反尔，还是太史公曲解了老子呢？

太史公质疑老子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的论据确实是铁证如山，《伯夷列传》一文中善者不得善终的例子客观存在，讲述的为恶者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也的确为真。在那个迷信色彩浓重的时代，这种质疑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的怀疑精神，无疑是先进的，它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无神论思想萌芽，对当时生产力进步绝对是一种促进。

但故事发生的客观条件是：商纣王末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严重不匹配，比干剜心、酒池肉林状态下的纣王已成为人民负担，一味祈求明君醒悟的文化是弱势文化，最终受伤的是黎民百姓。这时候周武王伐纣是否是解救百姓？是否是顺应天道？是否是正义之师？而拦路的夷、齐二位，以封建礼教形式主义谏阻才是有悖于历史前进方向。毛泽东同志在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中有一段评价：历史歌颂这两个人物，那是颂错了，他们“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、开小差逃跑、还开历史倒车”。

最最关键的是——太史公理误会了老子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的含义。“常与善人”并非“百度百科”里解释的“上天降福于为善之人”①，照此理解，老子也太两面三刀了，一会儿吓唬百姓说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；一会儿又劝诫百姓多做好事才能受到庇佑，因为天道“常与善人”。老子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，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？

老子是朴素唯物主义者，其口中的天道指的并非神鬼一类的有灵魂意志的主观存在体，而是代指宇宙的客观真理（用英文“THE RULES”更直观，代表规则的规则，规律的规律）。《道德经》对“道”的描述是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”，说的是有那么一个客观存在体，它在天地存在前就存在了，它按自己的规律运行，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和支配，可以作为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之根本。既然老子将天道定义为无意志的客观存在，是规律的集合体，那么他就不可能认为天道会主动给予善良人以更多帮助，因为善和恶是主观的，天道作为客观体不会以非标为判断依据。老子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要表达的是“天道对任何人和物都没有亲疏之别，是无分别心的；善于遵循天道、更靠近真理的人将会做事更轻松”。

这么理解的话，本句就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是一个话术体系了。所以，老子从来没认为天道会对善良的人加以偏爱，只是承认遵循规律、更靠近真理的人会更事半功倍而已。跟老子学做人处世，是一种终极智慧，这种智慧只能在实践中悟，所以老子讲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

关于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的因果论是否存在和正确，囿于篇幅，我们以后再聊，但有一点需提前明确：行善的念头兴起时，盘算的不应是日后的回报，如果以回报为目的，那就已经不是善之本了，充其量在做投资的生意，投资有风险，投入了善的成本就要求天道给予更大的投资回报率，岂不是笑话？